去了非洲的中国女人,为何都不愿回来?远在非洲的闺蜜给了我答案

挂断电话的时候,北京正下着一场黏腻的秋雨。凌晨一点半,电脑屏幕上还亮着改了第七版的策划案,我的颈椎隐隐作痛。而电话那一头的林夏,正坐在肯尼亚内罗毕的院子里,一边喝着当地的黑咖啡,一边看着太阳从广袤的东非高原上升起。 林夏在非洲已经待了整整五年。 昨天下午,前公司的HR总监向我打听林夏的近况,想以双倍年薪加期权的优厚条件,挖她回国做非洲大区市场的总负责人。这在一个三十五岁、普遍面临职场危机的年纪,无疑是一张极其诱人的安全牌。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个好消息发给了她,原以为她会像当年我们在格子间里那样,为了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激动得难以入眠。 但她拒绝了,而且没有丝毫犹豫。 “为什么不回来?”在刚才的越洋电话里,我终于忍不住把憋了一晚上的不解问出了口,“你在那边钱也赚到了,现在有个这么好的机会回国安顿下来。难道你打算在那片红土地上待一辈子?医疗条件不好,治安也有隐患,你到底图什么?”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轻微的电流声,夹杂着几声不知名的鸟鸣。林夏没有立刻回答,她似乎在调整座椅的角度,随后,她那略带沙哑却无比平静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“因为我在这里,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着的人。” 认识林夏十二年,她曾经是我们这群人里把“上进心”刻在骨子里的女孩。二十多岁的时候,她的人生像一张严丝合缝的Excel表格:二十五岁升主管,二十八岁付首付,三十岁前要结婚生子。她每天踩着高跟鞋穿梭在国贸的写字楼里,包里永远备着褪黑素和胃药。 那时的她,最害怕的就是“落后”。别人加班到九点,她就熬到十一点;同龄人开始相亲,她就逼着自己每个周末去见那些条件匹配但毫无感觉的男人。直到三十岁那年,她的Excel表格全线崩溃。相处了两年的未婚夫因为她工作太忙、无法兼顾未来的家庭而提出分手;紧接着的公司架构调整,让她原本唾手可得的总监位置被一个空降的男领导顶替。 那段时间,林夏大把大把地掉头发,体检报告上多出了好几个需要定期复查的结节。有一天晚上,她站在合租房的阳台上,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灯,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:“我觉得自己像一台快要报废的扫地机器人,每天都在撞墙,却不知道要扫什么。” 三个月后,公司有一个去东非开拓外派市场的名额。条件艰苦,没人愿意去,可是林夏报了名。 “那时候我其实是去逃难的。”林夏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一丝自嘲,“我以为自己只会在那里待两年,攒点钱,躲开家里催婚的声音,等心里的伤口结痂了就回来继续卷。” 刚到内罗毕的第一个月,林夏几近崩溃。那里没有二十四小时便利店,没有半小时就能送达的外卖,基础设施落后,停电是家常便饭,更让她抓狂的是当地人的工作节奏。在国内的时候,哪怕是上厕所的间隙她都在回复邮件;而在非洲那边,无论她再着急,当地同事只会慢悠悠地对她说一句“Hakuna Matata”(斯瓦希里语:没烦恼,慢慢来)。 林夏回忆起那段往事,语气平缓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,“我曾经指着一个当地司机的鼻子大发雷霆,那天我们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,车子却在半路抛锚了。我急得在土路上直跺脚,脑子里全是被客户拒之门外的后果、这个月的绩效、甚至是老板失望的眼神。但那个司机一点都不慌,他捣鼓了半天修不好,居然跑到路边的大树底下坐着,开始啃他带的玉米。” 林夏当时气疯了,冲过去质问他为什么不着急。那个黑人司机看着她,眼神里没有愧疚,反而有一种悲悯。他用蹩脚的英语对林夏说:“女士,太阳还在天上,风很凉快,路上的车总会来的。你为什么要让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,毁了你现在感受微风的时刻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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